噶尔丹却坚持认为清廷应当履行多年来所作出的承诺，并于1694年闰五月再次向清廷提出交涉，详细地陈述事情之原委：“岂我前者不明来文意指故错奏乎，抑不谙语言不识文字故复奏之语有错乎。我复奏词意想有不符已经陈奏外，今特将从前奏词，再一陈之。先是，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违命侵我，以致交恶。蒙皇上洪仁，先遣阿其图绰尔济、学士拜礼，后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商南多尔济诸喇嘛大臣为使，屡经公议，逐出七旗，使归故土。而索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后，商南多尔济又当济隆呼图克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前许畀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两人。又其后，内大臣吴丹、色尔济当济隆呼图克图前定议之时，亦如前奏，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两人，乞三言内定一言，将七旗发回故土，已有定议。我于济隆呼图克图之前，当内大臣吴丹之面，实亲闻此语，何可诳奏乎。此两次来文与前定议之言迥异。是以蒙皇上洪仁节次付托之事，不能遵旨而行，想所议之言，未经奏明之故。然皇上洪仁显微悉照，中间行人喇嘛、诺颜虽有隐讳，亦必洞见。乞仍照达赖喇嘛使人济隆呼图克图定议”。[98]可见，噶尔丹语气恳切，奏事清楚，说理透彻。康熙回复说：“想此乃小人欲自脱其身而为此言尔，果有此旨，岂有不授尔敕者乎。执来归之人以畀其仇可乎。敕谕甚明，何常不解尔奏内之言，即汝亦未常不解我之言。然皆乌兰布通战前之事，誓后不得复引以为辞”。[99]康熙的答复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仍旧将承诺责任推给使者，并把吴丹、色尔济与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后达成的协议，硬说成乌兰布通之战前。在这一协议的前提下，噶尔丹才坚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而康熙却说“誓后不得复引以为辞”，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 

噶尔丹自然不会接受康熙的这种解释，继续向清廷表达自己的立场。1695年初，噶尔丹再次致函康熙说：“若得如前措置，请将喀尔喀七旗发回故土。哲布尊丹巴及土谢图汗二人仍照前三言内定一言之奏”，“总祈洪仁皇帝曲加恩宥，一如当济隆呼图克图之前与内大臣等定议之言，加惠，是望奏上更赐敕谕”。[100]噶尔丹毫无改变初衷，仍要求清朝履行诺言。康熙有点不耐烦了，用严厉的态度训斥噶尔丹说：“乃悖弃誓言，翻索喀尔喀定议已结之案，且藉口已殁之吴丹及败坏达赖喇嘛之道法之济隆呼图克图，奉朕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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