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门》研究的提示是，组织起源研究和社会结构、社会精神研究这样两种方法应该得到互补和统一。“拳教”的组织形式既是古老的教门传统，又自发地适应社会震荡并吸纳新的地方资源而发生流变。在晚清到民国初元社会控制弱化的历史时段，华北地区的乡镇精英们——下层士绅、村正团首、正式体制外的教门首领和拳师刀客等等，从维护地方权力的立场上互相认同。在许多地方，文武合场的教门结构充当了地方防御的角色，在基层社会泛化和合法化，以乡团的形式或“教军”的形式，以义和团或红枪会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原有教门的“家族—权力”型结构也在向“能人—权力”型结构转化，各地异姓教首“二立江山”、自设“朝廷”的现象层出不穷，并同各该地方不同的*势力发生联合或冲撞；而从原来的信仰集团中凸现出来的“武化”集团（各种“教军”与枪会）则是这一权力格局变动的依托。凭借于教门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华北基层社会中权力的主体在一个个空间里分化和组合，秩序和结构在震荡和流变。这样，《山东教门》对于离卦教组织结构研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教门史或义和团起源研究的范围，为我们观察晚清至民国时段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山东教门》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者发现了圣贤道的内、外灵文以及更多的皈一道经卷，对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的相关研究都有补遗和推进。至于青州王氏后人提供的王觉一并非如一贯道道书所记死于光绪十二年（1886），他直至民国初元还在陕西一带活动的材料，意义更为重要。如果将此和作者得到的另一份来自甘肃省会道门的相类材料相对照，至少说明王觉一在19—20世纪之交仍在汉中、平凉一带留下了活动的踪迹。[12]这些口述举证，为文献记载中多次出现的1900年王觉一活动于京师的传言提供了可资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也支持了作者提出的王觉一创立的“末后一著教”和一贯道之间的真实关系不在组织关联而在“道统”解释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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