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跟踪调查八卦教刘氏家族时，发现了刻本和稿本的《刘氏家乘》（家谱）。这是一个历经多世分为东西两门十二个分支的庞大家族。然而，其中“东门刘”的三支在这个完整的谱系中神秘地消失了，刘氏族长及后人也对这种不寻常的谱系排序讳莫如深。但沉默也是一种启示。《山东教门》的作者通过对既成谱系的细心排比，并和《单县志》上记载的蛛丝马迹相印证，终于证明了“消失”的支脉正是八卦教主们所在的支脉。虽然他们由于世代传习“邪教”而被排除在谱系传承之外，但传承上的文字空白恰好是他们准确的历史位置。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的调查向我们展示了清代鲁西南地区一个典型家族的活动方式和结构关系：这是一个庞大富裕、有众多成员受过经典教育，并具有强烈*参与感的家族。这个家族中有一批成员世代通过科考进入正式官僚体制，其中最著名的是西门第十世，乾隆年间官居直隶总督、兵部尚书的刘峨（《刘氏家乘》编纂之主持人）；而东门自第五世刘佐臣起的另一批族人则在正式体制外组织和发展了具有异端*倾向的八卦教王国，并且也一连数代捐纳入仕，竭力将势力向官僚体系内部渗透。刘佐臣的曾孙刘省过在乾隆年间已将传教网络“蔓延数省”，他是捐纳县丞，也是已属高位的刘峨的族叔祖。可以说，入仕和传教构成了一部双轨并行的家族史。那么，这个家族的内部的官僚们和教首们各自处于什么位置，结成过什么样的关系？刘氏家族和地方性的其他组织以至和州县政权之间又是怎样互动的？在一个人际距离很近，“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里（费孝通语），非法的常有外来人涉入的传教中心为什么能一再避开当局的教门搜索，顺利地传承了一百多年？如果将刘氏家族作为一个案例加以深入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于清代特定的地方性*格局，以及对于乡野市井和国家机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二、深描教门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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