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过程。他们根据文献记载，确定了目的性和灵活性都很强的调查计划，并将这一计划尽可能细化为访谈对象所熟悉的、便于言说的话题。为这类话题引发的是事实层面或现象层面的讨论，而不附加访谈者的先验判断或参与举证。因为只有这种讨论，才会使文献中可能被缩小或被夸大的史实得到澄清，使游离于文献之外的人物和声音浮现出来。口述史的价值，在于重新审视历史或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它注重于发现什么而不是证明什么。中国大陆学者在1950—1960年代，就对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过实地调查，这些调查在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为某些既定的历史结论作出证明或补充的倾向。诚如经历过义和团史调查的作者所说：“当时获得的口碑资料，为阐明这场反帝斗争的正义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但除这一点外，它对义和团研究的其他方面似乎并没有多大的促进。究其原因，实在于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没能从多角度去探索。” [6] 据我们理解，这里讲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首先是指口述史学应当遵循的规则和方法。基于历史经验，作者的态度科学而慎审。无数场的访谈，既按照研究者既定的目标和为此而设计的各种话题前进，同时又警惕访谈者的任何暗示去干扰过去的声音，以便尽可能地贴近遗留在社会深层的现象、史实和观点，把它们记录下来，描述清楚。这是访谈者和叙事人双方合作所复苏的社会记忆。至于对这类记忆的因果关系和价值判断，则属于访谈者进行独立分析和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过程。《山东教门》的作者为了将无数片断零碎的口传记忆——通常是故事、神话、口诀、拳术、气功的混合体，提升为逻辑清晰的学术专著，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口述史料和文献记载有一个类似之处：都是特定的史实和口述者（或记载者）的特定心态发生交互作用的产物。口述者不仅受到记忆因素的影响，而且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叙事的动机、情感和价值尺度等深层的心理因素所制约。在叙述某些事件时，口述者通常会注重自己最熟悉的或和自己的关系、利益最密切的一面，强调这些方面的正当性，而容易忽略事件其他方面所应有的位置。或者说，任何口述史，都可能存在对史实的有意无意的重塑。在民间教门的调查中，如上口述史的特点更为突出。比如，在当代那些已被依法取缔的会道门领域，知情人往往对访探的问题讳莫如深；而当追踪另一些曾经有过反清起事经历的教门时，其后人和所在村庄则迄今仍流传着神话式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类似于文化人类学家们很感兴趣的民间叙事文学。但史学工作者主要不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关心故事结构及其在传播中怎样完善的过程，而是着重于用历史来解析神话。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