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门》利用的史料主要来自比重相当的三个部分：一是清代历史档案，二是当代政府档案和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提供的史料，三是流传在当地知情人当中的口述史。由于前两部分史料的主要内容也是从现存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中提取出来的口述凭证，因此，我们可以把该书看成是一部基本上依靠口述史料所建构的学术专著。

清代档案中关于民间教门的记载主要是清王朝查禁取缔这类组织的产物。由于案件发生在当时当地，官员们的相关报告，“罪犯”的供词或当事人提供的凭证，通常具有相当程度的详尽性和真实情，至少可以成为此后跟踪调查的出发点。但由于变幻的*形势和相异的地方格局，档案记载的详略和可靠程度差别甚大；行政低能和滥施刑罚，又致使诬扳和假供层出不穷。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根植在闭塞的农业自然经济结构上的传统帝国，能准确认识在同一个结构中生长蔓延的教门王国。清代档案对教门治理的记载，往往时断时续，时紧时松，以至于迷失踪迹，“莫可究诘”，给今人留下了教门史上许多带有关键性的缺环。所以，通过梳理当代档案和田野调查，可能是研究者衔接缺环、突破困境和重描历史的唯一途径。

基于这是一项基础性研究，作者以构廓叙事史为主要任务，特别是以典型教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为切入点。为此，这次调查主要是围绕山东、河北历史上的几支主要传教家族——商河县一炷香董四海家族、单县八卦教刘佐臣家族、武城县离卦教李焠家族、清河县离卦教刘功家族、高唐县圣贤道范氏家族，以及这些家族影响下的大大小小的传教中心而展开的。尽管这些家族在档案文献和内部道书里都留下了活动的痕迹，但作者的研究，一直严格地划分为问题预设和价值判断这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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