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性的调查和研究，使得《山东教门》已经超越了历史学研究者对话的范围，对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者，对于在国家机关从事安全、法律、民政、宣传等项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员，对于在地方基层从事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们，都有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智慧。
一、 追录历史的声音
有些历史学研究者把口述史比喻为过去的或历史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来自于*领袖、国家精英，而且也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从事口述访谈的研究者也不再是被动地从文献中“读”历史，而是主动地按照一定的主题并通过反复的对话去“听”历史。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去芜取菁地展现出来。、[1]中国民间教门作为主要在基层社会边缘地带存在和活动的组织，有难以为常人窥测和为历史文献记录的奥秘，它们的经卷（“宝卷”）以及更机密的“灵文”，“咒语”，“家布”（教门神话和传教谱系）等等，被海内外学者公认为具有通常无法问津的“秘密性格”。[2]因此，深入民间的教门调查，具有其他历史研究法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世纪末，荷兰汉学家迪格鲁特（Jan. J. M. de Groot）在福建的田野工作对民间教门进行了最早的实地调查。[3]此后一个多世纪，田野调查受到了几乎所有的民间教门研究者的重视，这类调查的重点也逐渐转向教门传统深厚的华北地区。[4]路遥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义和团调查时，就已经注意到义和团起源和清代民间教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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