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文化起，直至甲午战争前，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翻译西学书籍日多，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日益多起来，并开始形成了一定的看法。这一时期，一般谈论西学的人，有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就是视“西学”为“格致”。其义有二：第一，认为“西学”──即西方可以称为学问的东西，主要就是“格物”之学，也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第二，把西方近代自然科技知识，等同于中国古已有之的“格致”──即“格物致知”之学。
这种将“西学”和“格致”两个文化内涵大不相同的概念作简单比附的认识方法，导致了对西学的误读，并产生了一连串模糊认识。如认为西方只有形而下的“格物”之学，而没有讲求天道性命的大学问；认为格致学中国古已有之，西方只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因此西人是“窃我绪余”[2]，是“踵而行之”[3]，故而学习西学只是“礼失求野”，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4]，亦即“西学中源”说。由于这种认识迎合了当时中国人在西方欺辱下寻求民族自尊的心理，适应于在维持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的需要，所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这种观念虽然确有以上的社会效用，但它却是当时中国人因概念的混同而对西学产生的误读，对于人们认识西方文化也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在这种西学观流行之时，随着西学传入的增多，人们也开始对这一流行认识产生疑问。在八十年代后期上海格致书院课艺题中，就有几道是以此为题的。如1887年有“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1889年有“《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西学格致……能详溯其源流欤？”等。[5]可见，当时人们已开始欲探究中西学的异同问题。但当时虽有此疑问，而多数人仍不能予以解明。而对西学有较多了解，又积极参预应课的钟天纬，在对这些问题的应课考卷中，据其视野所见的西学知识，以理性的态度，试图厘清这种歧误，以对西学取得客观的认识，从中反映了他高于同时代人的一番识见。
钟天纬（184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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