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天纬在对中西格致的内涵和源流进行区别的基础上，进而探求导致如此差异的原因。他对中西学术传统的内在精神进行了比较，用两对范畴概括二者的区别：一是认为中国“重道轻艺”，而西国“重艺轻道”；二是认为中国“尊古薄今”，而西国“喜新厌故”。他认为，这种学术精神追求的不同，就是导致中西格致之区别的根本原因，“此中西之所由分也”。在这里，他的认识便发生了某种歧误。

先看第一对范畴。钟天纬指出：“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13]他以中国传统的“道与艺（或器）”这种一分为二的认识范畴，从总体上概括了中西不同的学术精神。对于中国学术来说，形而上的“道”──即体现宇宙人间伦常秩序的义理，是一切学问的终极本原和唯一目的，而形而下的“器”或“艺”，则仅被视为体现“道”的外在形质。“道”与“器”作为分别体现内在精神和外在物质的二而一的统一体，自然是“道”居于核心、本原的重要地位。这种万物统一于“道”的一元的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用“重道轻艺”来概括是确当的。然而，反之，用“重艺轻道”来概括西学，认为西方格致只重“物理”，而不重天人之大道、性命之义理，故而推定西国“轻道”，这则是一种歪曲的理解。实则，在西方学术中，“道”与“艺”，即精神之学和物质之学是分途的，相对于中国的统一、一元的知识体系，西方学术则是分解的、多元的学术传统。西学中，物有物之理，精神有精神之理，彼此分途并立，并无同一标准下的此轻彼重之别。因此，如与中国格致相比较，谓西方格致偏重“物理”则可，而由此推论西方学术“轻道”则谬。 

再看第二个范畴。钟天纬说：“中国每尊古而薄今，视古人为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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