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有所介绍也相当简单，这就大大限制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所以，钟天纬主要借助译本所了解西方的思想成就，也只能是一些皮毛而已。由于他关注和了解较多的是西方自然科学，因此他虽然接触了当时欧洲风行的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和斯宾塞的哲学，了解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是“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主旨是指出“其动物、植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消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为天道自然之理”。他指出斯宾塞“生平所著之书多推论达文所述之理，使人知生活之理，灵魂之理。”[15]但是，他并未对达尔文、斯宾塞理论的哲学及社会的涵义予以特别注意。诚然，斯宾塞集中阐述其社会进化学说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第一卷在1876年出版，而直至1896年，全书三卷才最终完成。钟天纬在八十年代末，只能看到其理论的部分译述。但斯宾塞思想的哲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钟天纬在介绍其思想时也指出：“其大旨将人学而确可知者与确不可知者，晰分为二”[16]。这无疑是属于“性理之学”的哲学范畴，而钟天纬却只把它们作为“泰西格致之大宗”而归入“格物”之学。也正因为如此，钟天纬虽然早于严复约十年而介绍了“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的进化论，但却并未如严复那样挖掘其鲜明的社会意义，因而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钟天纬看来，这些只是西方格致学的最新发展而已。
钟天纬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对“道”和“艺”的价值评判，也是导致他认识偏颇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传统重“道”，“道”即宇宙、天下、人间的伦常秩序，是永恒不变的，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维系世道人心的根本。这种“重道”观念，是中国小农社会结构和伦理等级*的集中表现。因此，钟天纬在比较中西学的特点后接着指出：“自古至今，治乱安危之迹，恒系乎道之汙隆，不系乎艺之轻重。”[17]由此而论，“道”与“艺”之间，必然是“本末轻重当有辨矣”，是不可等量齐观的。所以，钟天纬虽然对中西“重道”、“重艺”作了似乎公允的区分，但在他的意识里，仍然根深蒂固地以中国的价值观为本位，认为中国的“重道”虽然在“艺”的方面有所欠缺，但仍然是比西国的“重艺”高明一筹，因为它抓住了“治乱安危系乎于道”这一根本。这种认识反映了钟天纬作为一个饱受儒学薰陶的士人，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原有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西学。他虽然力求对西学深入地了解，但因视野所限，毕竟是孔中窥豹，难得其全貌。对于当时西方正发生着的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工业革命，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力，改变着人的生活和社会面貌，包括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这样一种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则是钟天纬这位仍囿于传统价值观念的西学家所认识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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