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是人进行思维活动的基本工具，不同概念间的彼此混同，往往是由各自的内涵模糊不清所致。所以，钟天纬首先对中西“格致”概念的含义作了区别和界定。他指出，中国的“格致”之说始见于《大学》，后代大儒多予阐释。“格致”即“格物致知”，意谓“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6]从表面上看，在西国，也有这种以天地万物为研究对象，以探究其原理的学问，故亦可称其为“格致”学。但钟天纬深入挖掘了中西“格致”的内在含义，指出两者虽在“即物”──把天地万物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层面上相同，但所“穷”之“理”的内涵却是不同的。他分析了中国历代大儒所阐释的“格致”含义，指出：“自汉以来，中国讲格致者如郑康成、孔颖达诸儒，不止数十家，其中纯驳不一，而要皆以义理为主从。”[7]其立意皆“从身心意知而来”，而“止于五伦之至善。”[8]因此，中国的“格物致知”之学，是通过考察外在有形之物，而体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纲常大道，即“五伦至善”的圣贤义理。在这里，格外物只是体认义理的一种手段，体认义理才是目的。故中国“格致”学所究之“理”乃为“义理”。而西国则不同，西国“格致”所究之“理”，是外物自身之理，即“物理”。故中国为“义理之格致”，而西国为“物理之格致”[9]。这样，钟天纬通过对中西格致所究之理的不同进行辨析，对中西格致概念分别给予了更加精确的界说，从而将二者区分开来。

西方格致学不仅与中国格致学有如此内在的区别，而且还自有其源流。钟天纬由自己博览西书所得的知识，对西方学术的的源流进行了追溯。他指出，西国的“理学”──亦即哲理之学，初创自希腊，其始便“分有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亦即自然哲学──引者注，下同），乃明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即伦理学），乃明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辨理学（即逻辑学），乃明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10]在这里，格致学只是作为西学的一个分支，由此厘正了时人误认西学即格致，而无性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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