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等大学问的误解。钟天纬更进而对西方格致学从古至今的源流作了介绍。他从古希腊时的“格致之大家、西学之始祖”阿卢力士託德尔（今译亚里士多德），讲到“尽变其说”的英人贝根（今译培根），又介绍了当时欧洲最著名的达文（今译达尔文），他所著《物种起源》一书，“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亦即进化论，谓此说渐兴，“格致学从此大为改变”。继之又介绍了当时欧洲正流行的施本思（今译期宾塞）的学说，谓其“多推论达文所述之理”。并谓“此四家者，实为泰西格致之大宗”，将他们比之为中国的“汉儒”、“宋儒”。[11]钟天纬通过对西方格致学正本清源的分析，将西方格致与中国旧有的格致划清了界线。
在此基础上，钟天纬对于当时一般人指为中西学相合之处，甚至作为“西学中源”证据的现象作了解说。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确实可以找到一些与当今西学貌似相合的东西。如地动说、浑天说与西方的“天学”隐合，五行化合说与西方化学相类，雷电说与电学、练丹术与矿学等也都有相合之处。但他认为，这只是“无心之暗合”，是“偶合之事”。他明确指出：“中西相合者系偶然之迹，中西不合者乃趋向之歧”。这种决定大趋向相异的关键所在，即中国诸儒“皆以格致主义理立说，而从未有及今之西学者”[12]，亦即从无专究“物理”的格致。因此，中西格致学从原本上就是两种目的、意义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能混淆和等而同之的。
由上可见，钟天纬虽然与时人一样，仍然以中国旧有的概念“格致”来指称西方的自然科技知识，但他通过对中西格致概念内涵的区分，对学术源流的比较分析，指出了二者根本上的不同之处，从而将它们明确区别开来，厘清了时人将二者混同为一的错误认识。钟天纬由于对中西学都有较深的学术根底，故而能够对二者进行学理上的比较性思考，并体察到了中西文化较深层面的差异，这使他能够有意识地突破在概念上的简单附会这种认识方法，而更接近了西学的本义。这种力图克服文化隔阂，从原本上去理解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当时盛行对西学不求甚解、附会成风的气氛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虽然厘清了这种概念上的误读，当他进一步从认识范畴上对西学进行分析时，我们则可看到，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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