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变通；西人喜新而厌故，视学问为后来居上，往往求胜于前人而务求实际。”[14]他将中国的治学即注经，以阐释古代圣贤言论为旨归的学术传统，概括为“尊古薄今”并指陈其“墨守成法”、“不知变通”的弊害，这也是切当的。而谓西国“喜新厌故”，并以“求胜于前人”和“务求实际”来赞扬其尚新的积极作用，这种评价也有一定道理，但这还只是西学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并非西方近代学术的内在精神。西方的近代学术精神，是一种基于主、客体两相对立，主体追求不断超越而力图把握外部世界，即对知识和真理的不懈追求的探究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求知精神才是西方近代学术的精髓。“喜新厌故”只是这种精神的外在表现而已。用新与旧、古与今的价值范畴来评判西方学术，只是一种表面性的肤浅之见，也是对西学精髓的一种曲解。
钟天纬用“重艺轻道”和“喜新厌故”来评判西方学术的特性，这是以中国传统的学术认识范畴，对西学的一种误读。至于导致这种误读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钟天纬所处时代形成了他特定的关心焦点，二是他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和时代的局限，使他在认识西方文化的角度上产生了偏差。
钟天纬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洋务运动兴旺发达、世人皆以引进西方科技为“富强要务”之时，人们关心的焦点，就是如何弥补中国科技落后的缺陷，学西人之长技为我之长技。因此，当时人们对于西学的关注，集中在其科技知识，并认为西学中只有科学技术才是最先进的，是值得学习的。当时翻译出版的西书，除了宗教书籍外，大部分是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而正是这些书籍，在中国知识阶层中最受欢迎，广为流行。钟天纬也未能脱出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他亲身从事的是翻译西方“格致”书籍的事业，他热衷于参与的格致书院“课艺”一事，也是以介绍、普及西方“格致”学为宗旨，他阅读西学书籍的视野所及，也是以科技书籍为多，因此，他对西学的关心焦点，自然也集中在其科技知识，这就使他对西学的其他内容了解不多。而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化舞台上，不仅正在发生着导致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进步，而且思想界也正处于新说叠起、名家辈出、风云际会、相互激荡的大发展时期。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从黑格尔宏大的辩证法唯心主义体系，到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在当时欧洲思想界都各领风骚，或风行一时。当然，由于中西文化交往的限制，特别是传教士作为当时输入西方文化的主要桥梁，使这些背离宗教的新学说很少被介绍进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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