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后，虽然广州是传教士最早将自鸣钟带进内地的城市，[57]而且，在明末的“广州交易会”上，自鸣钟还是中葡贸易的商品之一，[58]甚至，在肇庆还出现传教士将果阿钟表匠带进修理钟表之事。[59]但是，到明朝末年，我们并未发现任何关于广东工匠学会钟表制造的文字纪录。明末清初的著名广东博物学家屈大均《广东新语》一书记录了广东的各类物产，亦包括手工业产品，特别是对外国传入中国的物品所录尤详。但书中却没有任何关于自鸣钟的记录，[60]这是否可以说明，到明末时，广东尚没有学会自鸣钟的制造技术。据卫匡国(Martin Martini)《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称：他离开中国时（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广东的工匠已经学会制造各种机械装置，但是“制造‘小而精致的钟表’，则仍在他们的技术能力之外。”[61]1675年来中国的俄国使臣斯帕塔鲁(Nicolae Spataru Milescu)亦称：广州人“也学会了制造大钟，不过尚未学会制作手表”[62]。这两条外国人资料可以说明：在上海、南京甚至海澄的中国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仿制西洋钟表技术时，广州的工匠才刚刚开始学会制钟，尚不能造表。但到1672年西班牙方济各会神父再次进入中国时，有一位卡芳世神父由于帮尚之信修好了损坏了的西洋钟表而赢得尚之信的好感。[63]而据方济会的资料介绍，卡芳世修理钟表技术又源于原来加入耶稣会的广州中国基督徒，故在1688年文度拉(Bonav Ventura)神父在广州的报告称：“中国南方（应指广州）的一些中国人首先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会了修理钟表的技术。”[64]这就告诉我们，大致在康熙开海前仿制西洋钟表技术才在广州传开。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可以证明康熙时期广东工匠已经掌握钟表技术的证据，康熙五十九年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称： 

“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随与安顿家口，并带徒弟黄瑞兴、阮嘉猷二人，随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烧成法蓝时辰表一个，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