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李之藻）已回到北京，准备印刷克拉威奥恩师的《同文指算》（Aritmetica Pratica）及《论钟表》两书，后者也是恩师的著作，已译为中文，他手制许多钟表，美观而又精确。”[80] 

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主持历局，准备在钦天监内制“候时钟三”[81]。这说明当时北京城内的工匠中已有制造钟表这一方面的人才和技术。 

入清以后，从顺治到乾隆四朝，诸帝虽然对天主教态度不尽相同，但对传入中国的西洋奇器均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而对自鸣钟则更是情有独钟。翻开四位皇帝的御制诗文，其中咏颂自鸣钟的篇章多达十余篇，故从顺治时期开始，清宫就十分注重西洋自鸣钟的输入与仿制，并在清宫内设置两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前述事务，一是“自鸣钟处”，一是“做钟处”。关于这两个机构的设置，学术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先谈“自鸣钟处”。 

（一）刘月芳女士提出：“康熙朝时，端凝殿内贮藏着宫内钟表。康熙二十八年起文献称此处为‘自鸣钟处’。”[82] 

（二）关雪玲女士提出：“自鸣钟处初设时间无法断定，但文献记载表明，它设立的时间是在康熙时期。”[83] 

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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