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禹、汤、文、武即生今日，夏、商、成周之制，亦有不能尽行者。道无古今，用有古今也，必泥其迹而行之，非通儒之经济矣。[23] 

在这里，罗泽南虽然把圣人之道看作万古不变的法则，但是却承认历代制度可以因时而变，在“不变”之中寓于了“变”，从理论上肯定了变通过时制度的合理性。他说的“道无古今，用有古今”和后来洋务派的“变器不变道”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真正的“通儒”决不是只会空谈性理道德、爬疏故纸堆的迂夫子，而是通晓“义理经济”，善于知权达变的干才。刘蓉也认为讲理学必须懂得“变通”的道理，破除“拘挛之见”。他说：“天下无理外之事，斯无事外之理。善穷理者，未有不证诸事者也；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穷理之学正所以破拘挛之见，尽变通之妙也。”[24]曾国藩同样用“变易”观点来看问题。他在谈到*问题时说：研究治国之术，“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弊；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固，所谓虽百世可知也。”[25]可见，曾国藩并不迷信古人前贤，能够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改革观点看待前人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敢于“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体现了知权达变的精神。 

理学经世派的“知权达变”思想是以传统儒学中的辩证法因素为依据的。宋明理学有着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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