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的“勤道”“五要”，不仅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力行”精神的继承，而且还包括对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在晚年把“勤”列入“八德”之中，作为道德修养的首要规范加以提倡，尝云：“前以‘八德’自勉，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48]在晚清地主阶级思想家中，如此全面而深刻地论述“勤道”者，曾国藩可谓首屈一指。
理学经世派的务实精神是与他们所坚持的“格物至知”、“以行求知”的认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比理学主敬派表现出较多的积极因素。
“格物至知”是传统儒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中心命题。晚清理学家同样重视对认识论的研究，把“格物至知”、“即物穷理”、“知行”关系等问题视为超凡入圣的头等重要功夫。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理学经世派和理学主敬派之间存在着不同看法。例如，在对“格物至知”中之“物”的解释上，二者就有差异。一般说来，“格物”之“物”是指认识对象而言。理学主敬派多把它限定在人伦人事关系方面。河南理学家苏源生说：
凡天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物之大小巨细均在内，似不专指意、心、身、家、国、天下而言。不知意、心、身、家、国、天下是大纲，凡天下之物，无不包在内。若能格“诚正修齐治平”之理，则纲举目自张，天下岂尚有未格之物者乎？[49]
在他看来，“天下之物”尽管包括很广，但是，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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