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方面之“物”乃是其中的“大纲”。只要“格”通了这个“大纲”之“理”，就等于完全认识了这个“大纲”所包括的一切事物。其实，天下之物既包括人伦人事之物，又包括自然之物，认识前者固然重要，而对后者的认识考察同样不可忽视。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在于过多地强调了前者，忽略了后者，造成认识上的偏颇。自然科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长期不被重视，盖与这种思想认识密切相关。苏源生用“以纲代目”的说法排除了“格”自然之“物”必要性，把“格物至知”只看成是道德体认的过程。这显然步入了传统儒学在认识论上存在的误区。
理学经世派理解的“物”，既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人伦人事，又包括含自然之“物”在内的“天地万物”，带有一定的广泛性。曾国藩说：“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50]“天地万物”显然指的是自然之“物”。郭嵩焘对“物”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说明：
所谓物者，非引外物以为诚意正心之资也。在身曰意，曰心，推而暨之，曰家，曰国，曰天下，皆物也。意心身所以自治，与家国天下所以待治之理，推而至于各物度数，因革损益，穷究其所以然。而尽其所当然，皆有一定不移之程度，是谓格。[51]
他们对“物”的解释，显然比理学主敬派更为宽泛，把自然之“物”包括在内，有助于纠正传统儒学的思想偏颇。
针对“以纲代目”的说法，刘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虽然“物有本末之物，则自有纲领、条目之分，不可牵连而混同也，”然而重视“纲领”并不等于忽视“条目”，二者不能偏废。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本末兼赅”、“粗精备举”，对“纲领”和“条目”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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