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之说，本末兼赅，粗精备举，良以人之一身万物皆备，故自日用伦常，以讫天地阴阳，万事万物之理，莫非学者所当穷，而穷之之功，又自有道，不可求精而遗粗，亦不可逐末而忘本也。[52] 

在“知”与“行”的问题上，理学经世派比较强调“力行”。就“知”与“行”的先后顺序而言，他们主张“知先行后”；就“知”与“行”的轻重而言，他们赞同“行重”而“知轻”，基本上继承的是朱熹的“知行”观。在这个问题上，郭嵩焘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主张程朱的知行观，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声称：“王氏知行合一之说，乱道之害也”，认为王阳明的说法是“以知为行，而行废矣，而知亦未为得也。”他强调“行”的重要性，说：“行乎君臣父子之间，以求所以自尽也，而后忠孝之谊明。行乎喜怒哀乐万有之境，知其偏以求所以自克也，而后中庸之道著。”[53]也就是说，人们的“知”即对客观事物的体认，主要是在“行”的过程中实现的，“知”为结果，“行”为原因，“知”离不开“行”。曾国藩的“知行”观也是重在言“行”。他认为，“知”固然重要，但不能与“行”脱节，一旦脱节，就会流于空疏，“知”必须见著于“行”，才可称完备。他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54]他把《尚书》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赠与其弟，要他们牢记“行”的重要性。 

值得称道的是，理学经世派在谈到“格物致知”标准时主张“以事验理”的观点。这是一个在认识论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问题。 

关于“格物至知”的标准问题，理学经世派和理学主敬派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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