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夫天子者，继天立极，致天下于中和者也；宰辅者，燮理阴阳，佐天子以建极者也；百官有司，各修天职，挽四方之风气，同归于极者也。天人之理一也，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天人之分殊也，人之所不能为者，恃乎天，天之所不能为者，亦俟乎人也。是故五谷封穰，俟农夫之耕种；蚕桑繁盛，俟女工之缫浴；至理昭著，俟圣贤之发明；民物并生，俟帝王之平治。[64] 

罗氏强调“明君”的作用，无疑是他封建立场的体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看重人事因素的重要作用，没有陷入天命论的泥潭。 

曾国藩对“外王”之业的理解是与“经世之志”、“经世之学”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圣人者，自天地万物推极之，至一室米盐无不条而理之，”[65]体现了他积极的用世精神。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内圣外王”之志，仅有“民胞物与”的志向远远不够，还要有足够的经世之才。为此，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66]从而把“经世之学”与开“外王”之业结合起来。他于“经济”用功尤勤，悉心考究，明确提出开“外王”之业的要务有十四项，指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礼，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67]这十四项“要务”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家最主要的军国大政。对此，曾国藩不仅自己率先讲求，而且还在属员中进行提倡。一时间，在咸同年间的士大夫中形成讲求“经济”的风气，使不少理学中人转攻“经济”，矢志于“外王”之业。他们从军、从政，直接参与解决清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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