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与“效”的问题上，曾国藩把“功”视为前提，把“效”看作“功”的结果，强调只有经日积月累的“用功”，才能收到预期的实效。“效”的大小取决于“功”用的如何。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确切地反映了“功”与“效”之间的辨证关系，有助于引导人们把治事的主要精力放在“功用”一环，通过切实的努力去追求预期的效果。他提倡“克勤小物”的精神，也就是重视做好每一件小事的渐进之“功”。他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所累也。......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45]意思是，凡“大业”无不由“小物”点滴积累而成，用功于“小物”就为成就“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忽视对“小物”的功用，企望“大业”一朝而成，那只是一相情愿的幻想。这番话道出了“大业”和“小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包含着事物由渐变而量变的辨证道理。朱熹讲“铢积寸累”仅指治学，曾国藩则把这一道理括大到“为政”，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的思想。
曾国藩把理学经世派的治事态度概括为一个“勤”字，并作了精辟的阐述。所谓“勤”，指的是一种勤劳刻苦，自勉不息的处世态度和思想作风。曾国藩认为，培养“勤”的精神意义至关重大，田夫农父由于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士大夫如果注重“勤”的培养，则能够避免沾染浮惰的陋习，保持廉洁操守。所以“勤则难巧，逸则易坏，凡物皆然。”[46]他以“勤”字自励，也以“勤”字相劝，概括出“勤道”之“五要”，指出：
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开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至，无不尽之职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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