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39] 

他认为，此四人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典范，可以与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相媲美。这种看法是他“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反映。 

理学经世派在强调实学实政的时候，还看到提倡务实精神的重要性。所谓务实精神包括反对说大话、放高论的浮伪作风，注重功效，培养勤勉精神等内容。 

曾国藩对清朝官场盛行的浮伪风气极为愤懑，批评说：“自客春求言以来，有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亦复高阁束置，若风牛马不相与。......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为为愤懑。”[40]他提出矫正的办法是：“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41]“厚”就是实行“恕仁”之道。“实”就是“不说大话，不说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42]其基本意思就是以“实”补“虚”，用务实精神反对浮伪作风。 

罗泽南也对当时只言不行的虚浮风气进行了抨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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