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学，言与行合而为一者也。以平日之所言者，励而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发而为言，故闻其言，即已知其人也。今人之学，言与行分而为二者也。著为议论者，居然圣学之矩  ，见诸行事者，不免世俗之迷乱，问其言则是，问其人则非也。[43]    

他不仅批评了当时社会好放高论的浮华作风，而且指出这种恶劣风气的根源是言行不一。    

务实离不开治事，而治事的成败又要通过功效来检验。因此，理学经世派在提倡务实精神的同时，又很强调治事的功效问题，并把它作为务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提出相当精彩的看法，说：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木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至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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