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经世派是一个*色彩相当浓厚的知识群体，具有干预*的主动性。在19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社会大动荡中，这批人纷纷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参与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镇压，竭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这幕血腥的历史惨剧中，理学经世派大多数人以军功升官晋爵，博得“中兴将帅”的美誉，俨然以喜剧收场。这与当年林则徐因抗外敌而遭重惩的悲剧性结局形成鲜明对照。理学经世派的这些*活动及鼓吹“尊朱”、“卫道”的思想文化活动，显然起到强化封建统治的作用。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言，这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在评价理学经世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
由于理学经世派带有比较浓厚的“卫道”色彩，思想上的正统性体现得较为突出，因而与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相比，有一定的差异。
理学经世派与龚自珍等人都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对清朝统治的许多黑暗面进行揭露、抨击，然而，理学中人的论述远不及龚自珍等人的深刻。龚自珍不仅揭露了社会弊端的表象，而且能够从封建制度本身寻找致弊之因，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皇权，指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不惜把臣子视为奴仆、犬马，“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69]他的批评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运作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改变皇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实行触及君主专制的深层改革。而理学经世派主要把批评的目标集中在朝廷的官吏行政方面。他们对国家吏治败坏的抨击固然言辞激烈，痛心疾首，但只停留于批评朝廷官吏上，而没有对支配百官的君主集权进行反思。似乎国家的弊端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而与皇帝无关，皇帝永远是圣明的。他们当中也有人规谏皇帝，但并未象龚自珍那样用批判的锋芒触动皇权，而是希望皇帝按照古代圣人的标准修养“圣德”，更好地实行自己的权力。这种批判的目的旨在加强君权的地位，其结果与龚自珍等人的批判截然不同。龚自珍通过社会批判隐约地感到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处于“昏时”、“衰世”，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预感到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他不恐惧，不沮丧，敢于正视和面对。理学经世派也预见和感到社会动荡的到来，但是，他们对待社会变动的心态与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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