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讲明义理，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皆为应接事物起见。如此讲论，自然确实，而又于应接事物时，自验所行合于义理否。果师古人之是而祛其非否，事一经烁，则以后读书明义理，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所得益深。所得益深，自到知至境界。[55] 

理学经世派同样以“圣人之道”为宗，在“格致”标准问题上不可能完全离开程朱理学的传统看法，同样把“圣贤之言”作为判断是非的重要尺度，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力行”对于检验“致知”的重要意义，把“行”纳入检验认识标准的范围内，从而提出“以事验理”、“以今证古”、“以行验知”的观点。贺长龄在委托魏源起草的《皇朝经世文编叙》中就强调了“事”于“心”、“法”于“人”、“今”于“古”、“物”于“我”的辅助、验证作用，指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56]刘蓉对这个观点深以为然，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夫天下无理外之事，斯无事外之理。善穷理者，未有不证诸事者也；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言理而不证诸事，则所谓理者，特佛氏之妄谈耳；论事而不根诸理，则所谓事者亦管商之杂术也。其于事理之正，盖两失之无足取者。[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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