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用“天人合一”和“民胞物与”的观点论述了“内圣”、“外王”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内圣”功夫是“祗完吾固有”的“本性”，“外王”之业同样是“吾分内”的追求。在“尽己之性”的同时，还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把“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因此，“内圣外王”是一个整体，不能只讲其一而不讲其二，有所偏废。他还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61]意思是只有把人与天、人与物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弄清“诚”的精神实质。讲的也是“内圣”与“外王”不可分离的道理。由于理学主流派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重“内圣”，轻“外王”的偏颇，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强调“内圣外王”的统一，无疑是加强了“外王”的地位。 

晚清理学经世派关于“外王”问题谈的最多的还是它包括那些具体内容。罗泽南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养民”，一是“治民”。他所说的“养民”，主要指用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采用传统“利农”的方法来巩固和发展小农经济，没有多少新意。不过，他看到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悬殊的现象日益尖锐，包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向社会发出警告，并提出一系列解决矛盾的办法。他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以“均田”的办法解决社会危机：“惟正其经界，定其多寡计民之数为授之，则天下之贫富可均，天下之民志可定矣。”[62]所谓“治民”就是用封建*统治术治理国家和人民。他提出的“治民”方法包括四个方面，即“礼”、“乐”、“刑”、“兵”。“礼也者，所以昭天地之节者也”；“乐也者，所以昭天地之和也”；“刑也者，所以彰天之罚者也”；“兵也者，所以行天之讨者也。”[63]其中既有强硬弹压的手段，也有教化安抚的办法，可谓恩威并用，软硬兼有。从“人治”观点出发，罗泽南认为，推行“外王”之业的关键是“得人”的问题，即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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