墩程氏后人。朱熹的故里也在徽州，朱熹每次归乡讲学，都逗留数月，从其学者众多。这些人或成为书院骨干，或成为书院山长、执掌书院主教，形成一个极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团体。新安理学成为徽州文化重要而不可缺的部分。明清时，理学在徽州走向极盛，官僚和道学家们对理学诸子尤其是朱熹推崇备至，各宗族均以朱熹《家礼》为蓝本，将本族先后习俗加以因革损益，成为符合儒家礼教的“家礼”。在新安理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徽州人自然而然地将其铸入平常生活中，形成一种徽州特有的“乡土礼法”，[22]并且“热心地支持和鼓励这种理想。”[23]
徽人不惜重金镌刻儒家经典、朱子家礼以及《女儿经》、《闺范图说》等书籍，导致这些礼法的影响力流播甚广。节妇金氏“自幼寡言笑，《女教经》、《七戒》小学著书，辄诵辄通，时时记忆古昔贤淑节烈事。”[24]“尹春妻张氏。尹春，潭渡人，（徽商）黄时耀之仆，而张，耀母之媵婢也。耀妻程氏知书史，故尝令其陈说烈女传，以晓喻家人，张侍每乐听不倦。居岁余，尹春死。张泣辞主母，欲殉。汪哭遣之曰：‘尔亦思流芳耶。’张比掩户自经，家人急救而免。翌日自诣市市砒，市人以他物绍之，又不死。乃自置一棺卧其中不起，汪挽之曰：‘若盍待我终年亦无损于节，何必遽而耶？’张泣对曰：‘婢志不可回，自听烈女传时已决矣。’遂坚卧，不食而死。”[25]这些史迹在在反映着礼法对常人的影响。
“父慈”“子孝”“父为子纲”的朱子箴言使得道德教化理论化，无论用于自律还是律人都变得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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