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动乱，宁授边将以重权的心态有很大关系。吴三桂入滇之始，云贵都督抚咸受其节制，用人吏兵两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吴三桂专制云贵地区10余年，擅署官吏私练甲兵，聚集财产暗通达赖，羽翼渐丰而反意愈明。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请归养辽东，朝廷许撤藩回籍。吴三桂和耿精忠闻之不自安，亦上书请撤藩兵。康熙帝召集廷臣计议，多数人“皆言滇、黔苗蛮反侧，若徙藩必遣禁旅驻防，劳费，不如勿徙，”唯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力请徙藩。康熙帝最后决定撤藩，理由是“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③] 在“三藩”已成为国家重大隐患的情况下，不少廷臣仍以担心滇黔苗蛮造反必驻重兵弹压为由反对撤藩，由此可见边疆稳定在清统治集团心目中重要性之一斑。
同时应指出，清朝统治者自身为少数民族，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较少歧视，这一点与元朝相类似。清朝统治者还认为“边疆”与“夷狄”在概念上不能等同，明确反对“内华夏外夷狄”的说法，这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如雍正帝说：“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 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克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④]
清廷以“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思想指导治理边疆，在前半期并无大碍甚至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后半期则遇到了麻烦。
在处理与西南邻国的关系方面，清朝继承明朝的做法封越南和缅甸为属国，与之保持宗藩领属的关系。清朝与老挝（南掌）和暹罗也建立过宗藩关系，双方之间主要是通过藩国入贡的形式，来进行*联系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英法占领缅甸、老挝和越南后，这几个邻国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西南地区的边界在很长时期内处于有伸有缩的弹性状态，封建王朝则以“天朝”的姿态对西南徼外“施以恩泽”并接受其朝贡。英法占西南徼外诸国后开始染指中国西南边疆。经过复杂的谈判，清朝与英法控制下的缅甸、越南划定了边界，从此西南的徼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但其影响还不止于此，英法继续通过缅甸、越南等国向中国西南边疆渗透。清朝迫于被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形势，将主要兵力先后布置在东南沿海和京师地区，对西南边疆出现的分裂危机已属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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