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对农村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制约因素,反之亦然。城市化对农村和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利弊截然分明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复杂的辩证关系,这里不再罗列城市化对农村和城市的种种利弊影响,而仅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略加分析。
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如果非要将城市人口分为土著和客籍两大类的话,“客籍多于土著”是一个可以认定的事实。正是由于源源不断蜂拥而至的外来移民,才给城市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带来了各种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带来了大量的发展资金,带来了大批的消费者,带来了城市社会发展的契机,这个道理简单而明了,历史的记载不为不多,上海在近代由一个普通的县城一跃而成为远东大埠就是一个显例。1882—1891年上海海关十年报告讲道:“在上海的中国人口有许多是外地人,他们是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锈工和妇女头饰是苏州来的。南京的男子经营缎子、玉石、钟表和钻石生意。”(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3月版, 第21页。)晚清上海金融业外来移民占有举足轻重之势,钱庄业九大家族中,浙江人占7 家,苏州人占2 家;15位钱庄主要投资人中,浙江10人,江苏3人,安徽1人,上海1人。(注:《上海钱庄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0—755页。)宁波、苏州、镇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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