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先生进一步论道，中国近代“人口增长平均为6.7％，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只有3.4％。这就必然发生人多地少，人口压力日重的问题，这也是近代经济史学者最关心的问题。”（注：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人多地少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迄今为止研究者也多承认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人口压力，但大量农民离村并不绝对或完全由于人口压力所致，30年代吴至信在其《中国农民离村问题》长文中，就结合中外事实对此有所论述：
“农村人口压力，在中国亦非农民离村之绝对因素。以农村人口密度而论，与农业发达之美国与丹麦相较，诚嫌过高，但与日本比较，则日本之农村人口密度尤高……且吾人更须注意一事实，即中国农作以人力为主，需要人口之多，远超过美、丹（麦）诸国之上，而农村生活程度又非甚高，是则本国农业工作既需要较多之人口，纵觉人口有时过剩亦未必不能忍受，故中国农村人口密度未必为农民离村之惟一因素，纵无日本事实之较证，亦可知之。且中国因自然淘汰之流行，近百年来人口增加至微，则农村人口密度，并非近年始增至此高度可知，然农民离村乃以近年而愈演愈厉，其非全由于人口压力所促成，固显然也。（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合刊号。）
我认为，人口压力确是近代中国农村存在的历史现象，但农村社会的种种问题又不全然由人口压力所致。就农民离村问题而言，人口压力只是一种非直接的远因，直接触发农民大量离村向市的因素则是天灾人祸打击下的农业衰败，当然，城市工作收入较高、教育文化事业集中、分工发达而易于谋生等都可能成为推动部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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