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足的话，他们在农村的再一次失业则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凋残衰败。30年代中期，有人对山西忻县奇镇作过调查，论曰：“年来绥、察的商业不振，各商号倒闭者时有所闻。一般商人因商号倒闭而失业，失业以后又不得不回到故乡从事耕作；然因土地有限，所以一般回乡的商人多为无业的游民。”（注：贾聿真：《山西忻县的奇镇》，《新中华杂志》2卷21期（1934年11月）。 ）又有对晋商故乡祁县、太谷、平遥商人回乡改业种类的调查：祁县东左墩村商人回乡“无业者”占25％；西左墩村占17％；太谷县阳邑镇占20％；平遥县道备村占6 ％。 （注：刘容亭：《山西祁县东左墩西左墩两村及太谷县阳邑镇平遥县道备村经商者现况调查》，《新农村》第22期（1935年3月）。）谁能想到昔日囊丰箧盈万贯家财的晋商竟然沦为落寞无奈悲凄怅惘的游民？！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外力迫逼的开埠通商为契机，城市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固然显示了城市化文明和进步的一面，而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衰败和工业化的低度发展又突兀了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和落后的另一面；城市化既带动了城乡社会的历史进化，又伴随着太多的苦难与代价，两者同样都是真实的。要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去甚远的滞缓痛苦之路，同时也为现代中国城市化垫铺了以之为起点的历史基础。世事递嬗，斗转星移，以今日中国的城市化顾昨日近代城市化，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令人感叹而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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