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商办民间私家出书剧增，译书不再由官方译书机构所专营。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使得这一时期的译书活动，呈现出比以往更为绚丽的色彩。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了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 

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为维新派的编译机关，由康广仁为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这就明确规定了大同书局的译书范围。 

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稍后设编译所，由张菊生主持。所译书籍，除有各种教科书及一般科学著作外，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方面的著作，其《严译名著丛书》饮誉全国。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了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各国史志以及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