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央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主要有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等。这些机构均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制造、驾驶技术并译刊西书。直到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还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于南京。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4](P449)尽管梁氏所说难免过于狭隘，但官方译书还是有所侧重的，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只有外国历史、地理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书受到重视。这和当时的国内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强调的是“中体西用”。然而，“西用”一旦被引进国内，就必然会与封建主义的“中体”发生矛盾，并且终将瓦解和突破“中体”。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决不是封建官僚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够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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