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教会译书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为宣传宗教，他们夸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P673)然而，历史早已翻过了旧的一页。与此前相比，传教士东来的背景更为复杂，除宗教的动因外，*的动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传教士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先头部队出现的，而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到中国后，不少传教士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但是，武力上的优胜，并不等于信仰上的征服。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所以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数量不多，发行不畅，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推广到*、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可见，传教士的东来，确曾使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学东渐潮流的驱使，传教士在其活动的具体实践中，长期采用了学术为媒的手段，却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这一真正的福音。 

（二）官方译书 

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以传教士为主，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官方为主。清政府的官方译书活动始于1839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佣一批翻译人员，从事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以作为情报，除了自用，还抄送同僚参考，有的还直送京师，进呈御览，并译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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