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无论是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5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进入其他135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均是以医科、药学科、法科、工科为主，[25](p204-205)选择进入基础性的人文与自然学科学习者较少。这一情况在进入民国后依然如故。[4](p693)在1917年1084名留日学生中，除267人进入预科学习外，选择工科者279人、医科者156人、师范者64人、商科者53人、农科者50人，选择学习法科者略有减少，为18人。[45](p597)而据寰球中国学生会的调查，1931年留日学生的专业分布在继续注重实用性的同时，学习军事、交通者大大增加，显然是受到中日间日益紧张的战争气氛的影响。[14](p398)
从籍贯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留日学生分布极不平衡，呈从东南沿海诸省向西北偏远省份递减的特点。整体而论，出身长江以南诸省的留日学生数量普遍多于华北诸省，原因很多。虽然留学归来后他们不一定就回到原籍活动与工作，但这一比例还是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限于资料，笔者无法系统廓清华北诸省留日学生的数量。从清末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一时期华北诸省的官、自费毕业生数量，占当年毕业留学生总数的10.19%，排在中游。直隶省留日学生占5.61%，明显比山东、山西两省为多。[25](p213～215)
据不完全统计，在1901～1937年间，先后共有111846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其中11703名留日学生从所在各类学校毕业。[26](p451)他们不仅在日本学习了大量的近代化知识与信息，也对日本文化的特质有了深刻理解，产生了一定的日本情结。除了部分留学生滞留日本或赴欧美继续求学外，大部份留日学生都回到了国内，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
由于地缘关系和北京是*中心的缘故，相当多的华北籍留日学生回国后散布在家乡的各个城市，不少原籍江南的留日学生，也到北平、直隶省的天津、保定等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谋求职业，也有不少人深入小城镇和农村从事基础性工作。如1914年回到直隶省工作的留学生有114人，1926年有54人。[5]1928年前，在北京工作的留日归国人员约有1000人。[41]回原籍大城市的多，去家乡、外地的少；从事文化、教育、实业的人多，从事*的人少，这是留日归国群体职业选择上的一个特点。较有名气的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阎锡山、段祺瑞、周作人、李叔同等。由于其对国外先进知识与信息了解较多，留日学生群体在华北区域的*、经济、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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