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效果。1906年8月，天津自治局创立。凌福彭为督办，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协同办理。留日出身的凌福彭，选择了日本民间自治为模式，他广征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乡绅为宣传员，编写白话宣传资料到处散发。同时，由于东游士绅“相继回国，风气渐见开通，惟人数不多，必须原续派遣”，天津自治局也“通饬各州县一律限期选派”[6](p105)。1907～1908年间，直隶省先后派出百余人赴日考察地方自治的进展，参观日本的参事会、市、区役所、町村役场及议会，对公立学校、警视厅、消防署、水利、卫生、农工等组合、劝业储蓄等银行，酿造所等地，均进行了细致的考察。[6](p105)回国后，这些乡绅将自己的心得再讲给天津自治局由各地方组织来学习的士绅。经过各方努力，1907年3月，天津自治局起草的《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获得了仿照日本设立的天津县自治期成会的批准。该《章程》规定设立天津地方议事会和董事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在经过对参选人资格的审查后，6月16日，天津县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治选举举行。共收回有效选票12461张，确定有选举资格者2572人，初选出135人，再从中选出30人当选为议事会议员。7月，以李士铭为议长、王劭廉为副议长的议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既有天津为之模范，其余推行各属，当有事半功倍之望”[31](p1521)。1910年10月至1911年8月，天津县又成立了8个议事会（董事会、参事会）。至1911年，天津县各自治机构基本建齐。
1908年，以天津自治局为基础，成立了直隶自治总局，负责直隶全省的地方自治事宜。1909年4月，直隶自治研究所成立；10月，直隶宪政研究会成立。由此，始于天津的地方自治运动开始向直隶全省各县扩展。在各地的自治运动中，东游官绅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广宗县的自治运动，就是在多次赴日考察自治事务的张鹤鸣及其同事的推动下展开的。静海县的自治活动，也是在游学日本的乡绅宣讲下展开的。[2](P1269)1909年，南皮县派尹仲权等6人访日。4个月后归国，他们即召集成立自治预备会，开办了自治研究所，赴日考察的乡绅高登瀛担任讲解工作，培训了一批自治人员。1911年4月，南皮县顺利地建立起议事会和参事会。[34](p517～518)
这一时期的直隶省自治运动，显然多是依照天津模式展开的。天津模式自章程、机构至程序，均源出于日本。此时直隶省各地东游考察过的乡绅大有人在，对日本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是天津模式得以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自治运动，大大弥补了中央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不足，有效地解决了民间生活、生产上的诸多问题，其中孕育着的*民主、民权自决等意识，更使直隶引起了全国的注目。
三 技术引进与实业弘大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