峙，非修内政无以定外交，内政之要，首在刑律。监狱一日不改，则刑律一日不能修”的道理，认为应该效法日本，对犯人进行生活技能的培养，“讲求工艺以辟其生机，修改刑律以宽其手足，明罚敕法，禁民为非。监狱中多一囚徒，则闾里中少一匪类；工场中多一手业，则廛市中少一惰民，似于治理不无裨益”[8](p391)。袁世凯批示由凌福彭与南北巡警局协商推动狱制改革。1904年，凌福彭在天津创办罪犯习艺所，直接采用日本成法，制定《天津监狱习艺所办法》。[29]据此，以日本监狱为模式的罪犯习艺所正式开办，数月后已是“极形整齐，成效显著”。1905年上半年，直隶省在省城保定又创办一处罪犯习艺所。1906年，在天津罪犯习艺所附近再开了一所游民习艺所。留日两年、时任赤城县丞的涂景瑜，在对东京、巢鸭、小管、市谷、横滨及小田原等地监狱的实地考察后上书北洋大臣袁世凯，要求依照日本监狱制度中的完善之处改良直隶监狱管理体制，但他也批评了日本监狱“教养感化”不够，重犯率较高的问题。[7](p273～274)1911年，游民习艺所改名为天津监狱，1913年更名为地方模范监狱，1928年改称河北省第三监狱。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监狱之一。习艺所大小约有百余间房屋，内设地毯、藤编、纺织、磨面、印刷等各种手工工厂，犯人在此每天工作8小时，原料由工厂负责供给，犯人工资的1%归个人所有，其余归监狱。如有的学者所言：天津游民习艺所就是仿效日本监狱制度中惩治场的作法而设置的。[28](p174)
天津的监狱制度改革，引起了正在尝试官制改革，计划分离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实现司法独立的清政府注意。1906年，清廷决定，引入西方司法制度中的审判制度，先从天津府试办。在凌福彭主持下，1907年，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正式成立举行，并在城乡分设4个乡谳局。由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的留学生及游学官绅，主持两厅及乡谳局的审判及日常事务工作。在刑事审判中，仿照日本设立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检事，特设了预审官，改变了过去由少数承审员决定效果的做法。审判厅所用人员，均以考试选拔。几个月后，天津府县新的审判体制带来了“积牍一空，民间称便”的效果。[31](p1492)从本质上讲，此时天津府县审判制度的改革，还缺少重要的辩护环节，但毕竟是近代中国司法制度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此后，1912年，清政府的大理院也开始以直隶的司法审判改革为蓝本进行改革。民国成立后，中央司法制度即以直隶司法为模式，建立了中央级的高等审判厅及各地审判厅。在这一过程中，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曾任清政府大理院理事、时任北京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江庸(1878～1960)，从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明治维新后，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在全国各地试办地方自治，诸如民间教育、消防、水利、卫生等方面，取得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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