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年11月，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积极推动直隶省的官绅游学。1902年，派北洋农务局总办黄ｊǐｎｇ＠①赴日“购买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31](p577)。1903年4月，袁世凯又派主持直隶新政的洋务局会办候补道钱荣、北洋农务局总办黄ｊǐｎｇ＠①、工艺局会办张柢、银元局总办候补道周学熙、官报局总办候补道张孝谦、天津府知府凌福彭等人，率近60人的考察团参加在大阪举办的日本劝业博览会。[35]为创办新学，袁世凯又在1903～1904年间，先后派遣直隶学校司参议丁惟鲁、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等人赴日考察学务。至1905年5月，经袁世凯之手派出赴日游学的直隶省官绅士人，“官费、自费各学生计一百数十人”[31](p116)。1905年6月，以知县名义赴日的直隶省第一期游历士绅40余人，[35]历时5个月；7月，第二期游历士绅72人；8月，第三期游历士绅60余人，历时5个月；9月，第四期游历士绅50余人。据统计，1903～1907年间，游日官绅的数量达到高潮。[39](p101)1901～1910年间，由清廷派遣赴日考察的官绅共计420人，同时各地也派遣916名官绅赴日考察，其中由袁世凯派出的官绅达到225名，高居各地之首。[32](p286)1916～1918年间，直隶省又先后派出数批官绅考察日本的教育。直至1920年后，考察日本的官绅才渐渐稀少。在这一群体中，较有名气者有周学熙、严修、黄ｊǐｎｇ＠①等人。
和留日学生进入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集中学习基础知识不同的是，游学官绅多是考察实际政务或学务的，诸如农业、造币、印刷、机器、军事、纺织、学校、行政机关、司法甚至监狱等，无所不及。由于从政人员及在各地举足轻重的绅士的眼界开阔，对于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大大加强，不少新的技术工艺、新的教育方式均在直隶得以落实，使直隶省成为当时在不少方面屡开风气之先的省份。
二 更新司法与效法自治
留日学生归国后，纷纷赴北京就任中央政府各部或赴直隶省就职，将自己所学融入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直隶省的游学官绅归国后，由于多担任官职或影响一方，在职权范围内迅速地将其在日本学到的先进管理措施，直接应用在直隶省的司法、体制管理上，对直隶省行政管理体制向近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受日本人川岛浪速与青木宣纯的提议，建立天津巡警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安效果。[16](p164,189)1903年9月，天津府知府凌福彭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洋务委员富士英，对日本各地的监狱管理，从沿革、管理制度、建筑样式、经费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调查。回国后，凌福彭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阐述“方今各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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