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从几个数据来看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以承担税粮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具体地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夏税秋粮以万石计，总共2944万，其中苏州府281万，松江府122万，常州府65万，镇江府32万，应天府33万，加上浙江布政使司（以杭嘉湖宁绍五府为主）275万，计808万石，江南“十府”合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一比重此后是有增无减。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十府（含太仓州）额征田赋为285万石，约占全国的31.8%（全国总计897万石）；在征收地丁正杂银方面，江南十府（含太仓州）数额为427万9790两，占全国的14.17%（全国总计3021万两）。而江南十府（含太仓州）之田地共计5659万9410亩，仅占全国田地总数的7.58％。 

       同时，江南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棉纺织业基地和主要的丝绸产区。在区域经济中，松江与苏州、太仓、镇江沿江沿海地带，以及南部的嘉兴、杭州、宁波、绍兴沿钱塘江两岸联成一片，形成了种棉纺纱织布的棉纺织专业生产基地。这个基地和西部环太湖一带以植桑缫丝织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在传统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最活跃的角色。以“松江布”为例，据有关学者估算，明代后期仅松江地区的棉布年产量大致为3000万匹，清前期则可能达到5600万匹。清人钦善的一篇《松问》，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大批商人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于长江南北、长城内外贩运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也开始经销中国布，在贸易中他们发现广州货穿洗后容易褪色，而江南地区所产的棉布（他们称之为“南京布”）则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该公司便经常贩运苏松地区所织的紫花布到英国本土，初时数量约2万匹，以后逐年增多，到1800年后扩大到20万匹。除欧洲市场外，美国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国土布的销路”，特别是那时棉工业尚未发达的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土布的重要主顾。有数据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1817－1830年）两个时期里，中国棉布的外销量相当之大，每年输出量都保持在100万匹以上。江南的丝绸，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自宋元以来，江南一直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派设织造官员，通称“江南三织造”。三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服饰，起初只是满足宫廷需要，所谓“上用”，后逐渐发展到供应朝廷对内外大小官员的赏给之用，即“官用”。“贡品”以外，民间丝织品的销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产的丝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仍占据重要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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