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看，截止１９11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５６２家，资本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比照我国的土地人口及庞大而又原始的农业经济来看，仍不能不认为数量甚微。”第二，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不及当时成年男子人口的万分之一，为数实在太少”。第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他们有很深的依赖性和妥协性。因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较诸西欧前辈更加稚弱。”（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１98１年第５期。)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个明证。

　　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首先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提出了看法，认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不是农民阶级或是农民起义斗争，在中国*党成立之前，是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扮演的；在中国*党成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同盟军，即使大资产阶级，中国*党也和他们联合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就是一个例子，现在还主张第三次国共合作。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以其地位来说，应当不同于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并不是代表时代进步的阶级力量。他虽然有反抗封建压迫的一面。但它又“不可能建立一个非封建的或超封建的上层建筑”，农民起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沈嘉荣：《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太平天国政权问题探索》，第３８页。)或是帮助资本主义发展扫除某些障碍。太平天国起义是这样，义和团运动也是这样。因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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