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人对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定义提出自己的认识，认为即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以其１９４７年所说的定义，官僚资本应当包括整个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资本和达官贵人们的私人垄断资本在内。但“我们已经觉察到把它用于经济史研究中的缺点”，至少是笼统地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已经是‘官僚资本’，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恰当的。”因为“所谓‘官僚资本’在中国长期以来被等同于‘买办资本’，即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七七’事变后，国家的总任务是抗日救国，*结构是以共同合作抗日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在抗战期间保持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能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吗？事实是不可能存在的。”“应当把‘官僚资本’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恰当”。这种“垄断全国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这种资本的大规模集中，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接收了日、德、意三个战败国的在华资本后才实现的。”（丁日初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１98６年第４期。)持前一种意见者仍不同意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在抗战以后形成的。认为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在１92７年“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而开始出现，中央银行的建立，中国、交通两银行的改组完成和币制改革的完成”。“终于形成了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官僚资本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经济基础。”也有人认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在它开始形成后就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上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对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独占金融业，“他们运用手中的*、军事权力，操纵财政经济”。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联合经营，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集权组织，也是四大家族垄断金融的机构。四大家族独占商业，“他们运用‘四行’的雄厚资本，进行商业投机，大发横财。”四大家族垄断工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