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与张百熙的关系比较密切而跟张之洞的关系不好，相互持对立态度，以至于他从日本考察回来，归避乡里，不到京师大学堂就任。由张之洞主持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其基本精神是依据由他任命去日本考察的罗振玉的意见。据罗振玉在自传中所云：“至于‘保存国粹’之说，因予在教育杂志发表论文，充分阐述其道理，‘国粹保存’四字成一时众人所言，持续其效果。文襄（张之洞）在制定学堂章程时，课程中增加读经科目。”（注：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五编，台湾大通书局，1973年，第16页。）这显然与吴汝纶要削减读经的意见是相左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奏定学堂章程》中确实反映出吴汝纶要办好师范学校、实业学校、重视普及教育等主张。如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专有‘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各省宜建设实业学堂”之款项，指出：“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第一义。”（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200-201页。）“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宜饬各就地方情况，审择所宜，函谋广设。……此项实业分作两班，一班习中等，以期速成，一班学高等，以期完备。”（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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