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以上，人数多达65人，出版的著作也近20部。另外，上述同时期内，尚有管学大臣孙家鼐所遣监察御史李盛铎、湖广总督张之洞所遣湖北道台朱滋泽、山东巡抚周馥派遣补用知府李凤年、湖北巡抚端方所遣看操委员统带忠全营、四川总督岑春煊所遣翰林院编修胡俊等人赴日考察。据笔者统计，尽管他们没有成果出版，但无论是人数抑或次数均超过了前者，即19次、108人。（注：据汪婉《清末中国对日视察者一览》的统计，《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の研究》（附录），第3-13页。）无疑，他们的考察也不会对学制改革没有影响。
笔者所以要稍微详尽地列举上述两类赴日教育考察的情况，意在说明清末所制订的两个学制均是在充分考察日本教育后制订的，故不必过分地拘泥于究竟是依据了谁的考察而编订成的。当然，吴汝纶考察所写的《东游丛录》被认为是“介绍日本教育制度的书籍中最为详细的。……共计410页的该书，近半数即用190页的纸幅介绍了日本教育制度的所有方面。若称它为日本各种学校的‘指南’或‘便览’也决不过分”。（注：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视察》，第194-195页。）固然，它会对两个学制的设定有直接影响。同样，也该承认罗振玉所说“保存国粹”的意见对张之洞制订学制的影响；此外，他所主持编辑的《教育世界》杂志，从1901年至1903年间共出版了45卷，其中介绍得非常具体的各类学校的大纲、规则、文部省法令等，也成为两个学制制订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讯息来源。
迄今，对于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注意：一是对留学生的关心和理解问题；二是聘请日本教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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