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接待和频频交往中,也能体察到日本人自甲午战争以来所形成的“对古代中国的尊敬、对现代中国的轻蔑”这个中国观的缘由。
吴汝纶在日本作了将近4个月的教育考察,他所写成的考察报告书《东游丛录》,不仅在归国前已于日本出版,而后又在国内出版了《重订东游丛录》,这对清末学制设立无疑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从该书所记的吴汝纶关心留日学生、聘请日本教习的言论和行动,也可说明他的访日对清政府在建立近代学制的基础上推进教育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注:吴汝纶:《东游丛录》,东京三省堂,明治35年10月。)
吴汝纶的赴日考察,正如他自己所说:“东来三月,考览日本学制,未能得其精奥。”究其原因,关键是其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体制形成的冲突,致使像他这样一个力主进行教育改革的人也跳不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模式的框框。清末近代学制的起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但要有所推进,还得摆脱只是形式上的学习日本,且不能“以猫画虎”,而要吸取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经验的精神实质,拓展对欧美教育思想、制度、方法等的宣传和介绍(包括通过日本的翻译书籍),并付诸于实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②原字为辶加十@③原字为磨去石加吕 @④原字为革右加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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