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页。）并对学生事件辩解说：“至学生与政府反对实无其事，若欲明其来历则近来学生会馆有干事，若五人保一人，决无他虑，且我学生中私费生皆有余之家、开化之土，岂有学归谋反者乎！此可请放心也。”（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3页。）又言：“缘吾国财力支绌，官生不能多送，私费生不用国家资给，正当奖励招徕。若一有阻滞，实于国维新有碍，所关甚钜。”（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3页。）以上寥寥数语，足见吴汝纶对留日学生的关心、同情和支持，以及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意义的认识。
清末聘请日本教习来中国任教，虽有1896年京师同文馆聘用杉几太郎，1898年杭州创办蚕学馆也聘请了日本教习，但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和形成制度。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招聘教习是在吴汝纶访日期间，且吴汝纶作出了不少的努力。他一方面对日本政府官员、教育家进行交谈，要求日本选派教员到中国来任职。这也正合日本之意。如日户胜郎给吴汝纶的信中曰：“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先最大之急务也。……文相之意，方今之际，鄙国虽乏干济之材力，然欲为清国送良教员，正在妙选未定，又不日期应阁下之质问，予有所审虑碎心，待面谈吐胸中之见。”（注：吴汝纶：《东游丛录》（函札笔谈），东京三省堂，1902年10月，第1-2页。）在与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②新次的交谈中，＠②氏谈及聘请外国教员，如若“始基之不慎，贻害於后学者匪浅。日本明治初年，迭受此种弊害，愿贵国勿复蹈此也。”他还直接向吴汝纶提出：“窃拟募集鄙国师范生之卒业者，授以贵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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