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张翼断送开平煤矿经过，迫其向英商收回矿权，开平收不回来，又支持周学熙兴办滦州煤矿，提出“以滦收开”的响亮口号。他还鼓励周学熙和孙多鑫、孙多森兄弟，设立直隶工艺总局，创办工艺学堂和实习工场，培训了一批技术人才。在天津周围地区，他倡导设立织布、造纸等工厂，先后派出六批人员赴日本考察学习，带动了天津和直隶的近代工业，以此作为自己的经济资本。三方面抓住当时要求立宪的热潮，大谈立宪，支持立宪要求。立宪派领袖张謇，原已与他断交20年，也主动向他表示捐弃前嫌，一再函请他带头奏请立宪，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他在直隶总督任内的7年，已从上述三方面为自己走上*舞台奠定了基础。他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以后，开始几年，还是想对近代化事业有所作为的。他批准从政府每年预算中拨出1亿元，专作实业基金；他支持周学熙发展实业——创建华新纺织公司的计划，便是由他直接批准的；他任用同自己有前嫌的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支持和批准张謇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法令；等等。于此可见，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事业还是有一定的建树的，不应一笔抹煞。
袁世凯的主要过失，在于“帝令智昏”四个大字。他个人野心太大，当了总统，还不满足，仍一心想当皇帝。他敢于发动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敢于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实行专制独裁；敢于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倒行逆施，都是被“皇帝梦”迷了心窍。他创建近代化事业的目的，不是真心实意地去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富国强兵，振兴中华，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称帝野心。他的罪行，不在于“窃国”，而在于“窃国”以后，未能顺着全国人民喁喁望治之心，团结民主力量，安定*局面，带领朝野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反而一意孤行，违反民意，走上了内战、专制、独裁直到称帝的反动道路。其恶果是：不仅他个人落得个身死名裂的可耻下场，还遗留下北洋政府后10年军阀混战的严重后遗症，致使旧中国第二代近代化，不得不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再说周学熙。1898年他担任重要洋务企业开平矿务局的会办，1899年升任总办，次年因对该局督办张翼将开平让渡给英商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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