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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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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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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而不必宜于内地”[5](P346)，指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讯功用最大”[6](P83)。不久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建议很快得到清廷的“密旨准行”，这是近代史上清廷最早批准的建造铁路计划。清廷要求丁日昌“审时度势，妥速筹策”，并决定从1877年下半年筹办台湾铁路经费。然而清廷虽号称每年拨银200万两，但实际不过40万两，建路经费严重不足。为此李鸿章曾试图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60万两，终因利息太高而作罢。在1877年，丁日昌已将清廷赎回的的吴淞码头至上海的铁路拆毁，将可用设备都运到了台湾，只因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无着，至1881年这些“铁路设备机件，车厢仍然堆在台湾府，现在几乎成为废料。枕木已逐渐被白蚁蛀空，机件和路轨很快地盖上一层铁锈，车厢正在朽烂”[7](P105)，李鸿章、丁日昌大力倡导的台湾铁路只得“俟矿利大兴再行举办，拟先设马车路以利师行[3](P372)，台湾铁路计划以无果而终。
（二）刘铭传上折请修
台湾铁路的兴建未能善终，然其开端为刘铭传日后兴筑台湾铁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19世纪70年代起，刘铭传愤于清政府的昏聩，借口生病辞官回家，自言“解甲还乡去，入山种翠薇”[8](P405)，实际上是利用官场难有作为的空闲时间“静研中外得失”，阅读中外书籍，洞察时局变化。其间一项重要的心得便是认识到洋人修筑铁路的重大意义，指出在中国只有“下造铁路之诏”，方能“显露自强之机”。
刘铭传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先后于1880年和1887年两次上奏，请修筑铁路，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眼光。
俄国自1858年5月签订爱珲条约后，先后夺去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我国的北边兴修铁路，作为进一步入侵时运兵急用。此后，由于边境局势骤然紧张，清廷急召赋闲在乡的刘铭传进京议事，刘铭传见此机会，1880年上奏《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刘铭传指出，中国幅员辽阔，边境防不胜防，只有修筑铁路，使南北东西呼吸相通，遇事时“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兵可得十兵之用”。还强调，“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只有如此，方能“权操之上，不为疆臣所牵制，立自强之基础，杜外人之凯觎”[8](P520)。他不仅呼吁修铁路，还对全国的铁路布局作出规划，提出以北京为中心修造四大干线，南到汉口，北到盛京，西达甘肃。这一主张同样得到李鸿章的大力支持，李鸿章也急上4千言奏折，论及铁路有9大好处，称刘铭传修路的主张“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在中国势在必行。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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