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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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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32: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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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廷臣僚“妥议具奏”的结果是一片封杀声，尤以内阁学士张家骧、道政使司参仪刘锡鸿反对声最高，“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2]（交通一）。1881年，清廷以上谕“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作罢。
中法战争后，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便于1887年4月13日又一次奏请在台修筑铁路。刘铭传实地考察了台湾岛全境，从防务和商务的角度强调在台湾修造铁路的重要性。首先他从防务的角度分析说，“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则骨节灵通，首尾呼应”，“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于海防所裨甚大”[8](P46)；其次从商务的角度强调指出，“分省伊始，极宜讲求生聚以广招徕，现在贸易未开，内山货物难以出运，非造铁路不足以繁商务，鼓舞新机……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以达台南，可以使全台商务繁兴”[8](P202)。刘铭传的奏折分析中肯，再加上大陆已有津沽铁路修筑在先，国内形势已非7年前可比，因此，刘铭传此次所请获得清廷批准，“旨准其开办”。这样刘铭传修筑铁路的理想历经7年的努力争取，终于在台湾有了实现的机会。
（三）御侮图强所急需
刘铭传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时期，正向亚洲进行疯狂的掠夺和侵略，中国首当其冲。他目睹外国侵略者对我国“欺凌挟制”，深切感到不富国强兵无以御侮图强。“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8](P43)。刘铭传拿中国的贫弱与俄日的富强作比较，认为其中的不同点在于是否修造铁路，俄国“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恃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而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遥挥螳螂之臂，邈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思窃叹，以为央今不图，恐无不及矣”[8](P43)。当然，国家的强弱并不在于有无铁路，这不是问题的根本，但刘铭传把铁路上升到这一高度来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将铁路看作防范日俄入侵的“御侮”措施，与同时代的*家相比，其思想境界略胜一筹。
如果说刘铭传1880年上折奏请修筑铁路是以“御侮”为要义的话，那么1887年的奏请更倾向于“图强”之所急需。台湾自古属中华，“孤悬海外，四傍无依，由北而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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