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间编修的《嘉应州志》写道：“……今日则谋生愈艰，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37]。倚南洋为外府不是嘉应一地的事，所有的侨乡皆是如此，它反映了南洋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意义：弥补入超，平衡国际收支，赡养侨眷，减少中国的人口压力。南洋华侨出去时大多为“猪仔”，等于是国家的弃民，但他们功在祖国，千古不会磨灭。

复次，开办新式工商业的作用。前述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创设后，获利丰厚，反响应时而生，三、四年内在南海、顺德两县出现百十家丝厂[38]，其中有机器缫丝厂三四家。机器缫丝厂规模较大，雇佣工人多达八九百人，生产提高，使丝的出口增加，在国际市场与日本丝抗衡。但是这种企业太少，影响力大为减弱。当时少数人有办实业的愿望，广东阳山县人朱学发，在光绪间深感国势衰弱，认为开矿以救国，打算到南洋矿场当工人，学习经验后回国开办矿业，然因已经五十多岁，不能成行，派儿子朱海均前往，海均在南洋致富，却没有回国开矿[39]。当时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华侨大规模回国兴办新式工商业。

说明了南洋华侨与国内经济的联系，现在考察华侨的政洽态度。较长时间内华侨拥护清政府，它的上层人物更以接受清朝的封赠为荣耀；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印尼华人官员出行，学著清朝官吏，令人身后打伞，以表示其身份和威严；南洋华侨尊奉清朝正朔，使用清帝纪年，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三宝垄陈峰烟、马荣周重修大觉寺，立碑署“道光乙巳年正月”，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去，印尼中华商会设灵堂祭奠，做功德，华人团体成员穿孝服吊唁[40]。反清的力量也有，如1851年（咸丰元年）海澄归侨江源与同安人黄得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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