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侨的生活现象，到它所反映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认识到：华侨的群体生活、生活方式和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式的，是中华文明的体现，是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精神移植到海外。当时的清朝官员、学人及西方人士都与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写于光绪间的《游历笔记》谈到新加坡的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盛备其间”[62]，这与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了。1893年薛福成说：南洋华侨“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宾祭，亦沿旧俗”[63]，从服式婚姻这些主要文化特征，指出华侨生活仍保留中国人的固有文明。1921年出版的《荷印百科全书》关于爪哇华人写道：“土生华人，从他们的祖先算起，已是中国人和土著居民的混血种了，但他们仍然持久不变地保留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虽然同土著居民杂居，但并没有同化。……在荷属印度的华人中，祭祀祖先的风俗习惯是最牢固的。他们的家庭生活仍然像在中国国内的一样”[64]。在荷兰人的眼里，华侨依然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我们的印象不是虚幻的，是从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产生的。
我们说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基本上体现了中华文化，而不是全部都是中华文明，它毕竟与中国本土的人们生活环境有许多不同。华侨在使用中国传统文化时对它有所改变，如宗族观念、崇拜祖先是相同的，但国内还强调族长的统治权，而华侨中却做不到，国内乱认同宗是被耻笑的事，华侨则把同姓为宗视为当然，这是难于遇到真正同宗而又要广交朋友的需要的产物。华侨对于中国文明的态度，在十九世纪末叶有个变化，一方面是祖国意识加强，他们过去同故乡联系多，这时由于清朝政府有意识加强同华侨的联系，华侨又从长期受殖民地统治者的压迫中，深深感到中国政府保护的重要，因此加强了祖国的观念；另一方面是一部分华侨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又接触了西方文明，因而逐渐放弃中华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接受西方教育。因此，华侨社会有其本身的特点，不完全是中华社会的翻版。弗理德曼在《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中说“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虽直接源出中国东南几省”，但“不能认为新加坡华人的社会组织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支”[65]。我与此有相同的看法。
群体结构、生活方式、教育性质，都反映人们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水平，反映人们的生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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