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史事中可窥知，在宗室诸王、贝勒健在的情况下，四异姓臣荣膺辅政使命，索尼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考察清初的历史就会发觉，四异姓臣出任辅政决非偶然。这是清廷经过一场萧墙皇嗣之争后，孝庄文皇后汲取叔王摄政权力过大，对皇帝构成威胁，为了强化皇权，所采取的决断措施。 

    世祖福临青年病故，玄烨亦是幼龄即位，皇权又面临如何行使的同样问题。两者不同之处，此时开国功高诸王贬死殆尽，余下承袭各王政绩平庸，而孝庄文皇后“殷大启圣”，操持国柄，可以从容左右局势。时人对此已有洞察，顺治十八年三月，江南桐城县生员周南“诣阙条奏”十款，未款呈请孝庄太后“垂帘以盛治之隆”[15]。她以与祖制相左，拒绝垂帘听政。同时，孝庄又亲身经历了太宗谢世皇位承袭的激烈之争，深感皇权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宗室内部功高盖世而大权在握的诸王。亲王摄政体制不终止，玄烨的帝位也难稳固，不若用异姓大臣辅政，报效朝廷，也便于控制。于是，异姓臣子辅政的决策应运而生。她以福临“遗诏”的名义，宣布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佐幼主。正月初六日，福临病逝前一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降旨自责，立皇太子。定四大臣辅政，草拟遗诏。命麻勒吉和侍卫贾卜嘉“拜诏奏知太后”，宣示王贝勒大臣。这份“遗诏”显系在孝庄文皇后的授意下，四辅大臣精心炮制的。 

    孝庄文皇后为何会相中索尼等四人呢？这同满洲八旗旗籍制度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努尔哈赤死后，八旗的旗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皇太极做了一次重要的改旗，将自己领的两白旗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黄旗对换，亲领两黄旗。从此埋下八旗之间的矛盾根源。天聪九年（1635年）十二月，皇太极治罪了莽古尔泰，兼并了正蓝旗，从此自领三旗。八旗的分治是巩固皇权的重要举措。多尔衮摄政，强化自将的正白旗，成为满洲八旗的精锐之师。福临治其罪后，又收缴正白旗，连同两黄旗构成了八旗的核心、体制最高贵的“上三旗”，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柱石。而“下五旗”则渐成诸王、贝勒的宗藩封地，逐步脱离了国家的军政和行政。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是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上三旗臣属自然成为皇帝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辅臣人选也必然出自上三旗，索尼为正黄旗，苏克萨哈系正白旗，遏必隆、鳌拜皆镶黄旗，并且，他们又都是典掌侍卫亲军的内大臣，“有军国重事，在禁中与满洲学士，尚书等杂议”[16]。所以，他们四人中选，是预料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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